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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2018-09-0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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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7月,党中央、国务院颁布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,明确提出,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,坚持以开放促改革、促发展,开展多层次、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,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。教育规划纲要还指出,“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,实施留学中国计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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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70年代,胡从久曾担任过李山小学的校长。他回忆说,学校全盛时期学生达到370人,教师20余人;有小学六个班级,初中三个班级。教师中还有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。为了使他们能够安心在村里教书,村里沿袭过去“校田”的传统,动员在国外的亲戚捐款,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,每月给这些外地教师若干补贴。

用老师们的话说,“彩虹班”的孩子都很开心,都沉醉在自己的课题研究中,对做论文这种学习方式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,不得不让他们这些大人所折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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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设置人文社会科学特聘教授岗位。在学校常规岗位聘任的基础上,专设人文社会科学特聘教授岗位,特聘教授不再需要通过传统的“需要多少论文著作”等量化来评定,而改由直接提名。特聘教授提名办法是:学院院长等直接提名,而现任学院院长、部门负责人中若有符合特聘岗教授条件者由校长直接提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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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做梦都没想过能出国留学”改革开放初期,各个方面的人才奇缺。但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实力较弱,派遣的留学生数量非常有限。“我做梦都没有想过能出国留学”——这是笔者在采访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公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。向隆万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,现在他虽然已经退休了,但日子并不清闲。如果学校有国外数学学者来校访问,向隆万还是会用英语作讲学报告,学校像他这样在数学专业上过硬,语言又完全没有障碍的学者还是不多。在他看来,这完全依赖于当年公派留学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和语言基础。1980年,向隆万还是西安交通大学的青年教师。有一天,他接到一个电话——通知他参加国家公派留学选拔考试,他的第一反应是别人在和他开玩笑。“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,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出国留学。”向隆万这样说道。他当时每个月工资才50元,而留学来回的机票钱就要4000元,自费留学对他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此,通过层层选拔顺利到达美国之后,他特别珍惜也特别感激国家给他的这次留学机会。1982年留学生涯结束后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,致力于推动中国数学科学的发展。早期的公派留学生在国家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出国留学,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身上总是不自觉地透出一股要报效祖国的热情。身为龙源国际集团总裁的汤潮,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。谈起1978年奔赴加拿大留学的经历,他激动地说:“当时我得知自己被公派留学的消息后,简直跟范进中举差不多。据说当时中国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,我就暗下决心,学成归来一定要努力报效祖国!”1986年留学英国,现在是广西科学院院长的黄日波更是坦率地说:“公派留学改变了我的命运,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”现实的交响选派人员层次越来越高进入上世纪90年代,行政渠道下公派留学工作的一些弊端开始显露,具体体现在选派人员质量没有保证、广泛性不够等问题日益凸现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于1996年正式成立,公派留学工作从此逐步走上正规化。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,公派留学在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后,已日趋成熟并走入良性循环的轨道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公派留学政策也在不断调整,在“支持留学、鼓励回国、来去自由”方针的指引下,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。据教育部国际司司长张秀琴介绍,自1978年到2006年底,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106.7万人,其中1978年出国留学总数860人,2006年13.4万人,29年出国留学规模扩大了155倍。其中,2007年公派留学人员就比2006年的8242人增加了51,高达12402人,公派留学人数首次过万。同时,国家公派留学重点资助对象开始从进修生向学生倾斜,公派留学人员日益趋于年轻化。2007年,政府开始实施“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”,根据该计划,从2007年至2011年,国家每年将从49所重点高校中选派5000名研究生,有计划、成规模地送往国外一流大学学习。张秀琴在回顾公派留学30年时说道,公派留学选派人员的层次越来越高,拥有博士学位的超过一半,很多人都承担着国家级课题或省级课题的任务。正在荷兰攻读博士学位的公派留学生郝璞也认为,国家目前对公派出国人员的选拔机制已经相当成熟,“公派留学目前主要面对高校、科研院所,申请者经过层层选拔过关后才能获取资格,各大高校也都有相当长时间的选拔经验,选派人员质量不是问题。”他指出,目前公派出国的群体层次越来越高,以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主,“选派出去的学生成绩优异,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和计划,并有强烈的学成归国服务意愿。”与此同时,国家公派留学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。上世纪90年代,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,中国加大了对金融和经济领域人才的派遣,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金融经济人才。根据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(2006-2020年)》,把原先资助的七大领域及时地做了相应调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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